(本文附圖由編輯所加，與原作者無關)

郭仔和阿珊是師兄妹，先後入讀觀塘職業訓練中心，那是 1989 年前後的事。訓練中心的畢業生多投身新聞業當攝影記者，他們也是衝著這目標而來。入行二十多年，見證著報紙由黑白轉為彩色，圖片沒落到動新聞興起。

剛入行那年頭，新聞業百花齊放，還有早報晚報，同工勇猛「插兩支旗」早晚兼程，月入加起來可達一萬，相當豐厚。現時從業員普遍工時長，「已經無呢支歌仔唱」。兩人被解僱前正值第五次人大釋法，郭仔連續兩星期都沒放假，剛完成該期工作，就收到解僱通知。在公司打拚十年，上層不交待解僱原因，慣常的肥雞餐亦欠奉。

紙媒轉型藥石亂投　前線記者首當其衝

壹傳媒財政不穩、《壹週刊》大幅裁員已不是新聞，他們既有心理準備，卻仍有諸多不甘。媒體生態大變，紙媒急於摸索生存方向，種種混亂之下，前線工人最身受其害。「肥佬黎話要同手機連成一線，上層俾壓力，中層無方向，一片模糊，總之就要你做。」阿珊精警地說出《壹週刊》轉型的過程。

靜態照片文字承載不到影片形式的廣告，為了增加廣告收入，壹週大約在四年前開始做動新聞。剛發展動新聞時，大部分拍片工作由攝影師兼任。在現場要完成兩項任務之困難不在話下，另一個問題是，拍片跟拍照是兩樣很不同的事，懂得拍照的不一定也懂拍片，而公司提供的在職培訓幾乎是零。叢林法則在這時發揮作用，「唔鍾意咁做嗰啲會自然流失，再請返嚟嗰啲自然會做，之後就直接請 cam man。」

說起動新聞，大家第一時間想像到的可能都是蘋果日報。在網上世界，蘋果與壹週的分工很模糊。同一間公司，兩個平台做著類近的事，又似乎有著競爭關係。蘋果比壹週多一手資料，整個集團的資源也向蘋果傾斜，連剪片部也在年初搬到蘋果那邊。同一宗新聞，蘋果拍攝的短片會優先處理。壹週記者很多時都在現場遇上蘋果記者，「都唔知嗰單仲做唔做好。」但是上司總是要求人有我有，惟恐跟漏半分，記者只好疲於奔命。

阿珊想念以前的運作：「頭嗰幾年我哋唔係跑新聞咖，而係比較多做旅行、人物專訪。之後旅行cut咗，人訪改組，我地就變咗跑daily news。」從前可以花時間做訪問，用幾個小時集中影好一個人，不必像現在這樣追求速度。

編輯要求高資源缺　攝記失話語權兼貼錢返工

雖然在訓練中心主要學習拍照，但郭仔在課堂及業餘也接觸到影片製作，知識與經驗形成了一套看法，他批評道，在壹傳媒的管治下，拍片由「手工藝」變成了「輕工業」般操作。

對郭仔而言，拍攝是一件很個人的事，選材、呈現角度都充滿個人偏好。以拍照為例，即使一張照片會經過編輯、美術等程序，但拍照的內容角度、揀選照片都是由攝影師決定。拍影片的工序更多，需要有導演操控大局，此謂之手工藝。

《壹週刊》的操作是編輯主導，分工精細，拍攝、構思包裝、字幕、配音、剪片、總負責人審批，像流水作業。「cam man只係拍片傳返嚟，擺喺度。出到去用邊段，唔會知，由公司處理。」編輯連一字一句都要牢牢掌控，攝影師可以參與的部份少之又少，最壞的情況下就只是機器的操作者。

要是編輯滿足於此，雖然攝影師過不到自己那關，但大抵還不難交差。可是，編輯卻是以港台紀錄片的質素為目標。郭仔很清楚兩者的差距：「人哋有一大堆人，有收音，工程，PA，燈光，又有導演負責晒，根本無得比。」壹週上年七月大裁員過後，各組人手只剩一半，編輯的要求更難達到。而且，這要求與郭仔所理解的《壹週刊》定位相去甚遠，「不扮高深只求傳真」是壹週原本的風格，他認為動新聞的靈魂在於訊息傳遞簡單直接，並以新奇有趣的構思包裝，畫質不是第一考慮，相對簡單的器材都可以應付拍攝工作。

「想畫面有質素就應該用單鏡反光機，收聲要有幾條聲道，想要穩定影像就要滑軌……佢想你有理想作品出現但又唔俾資源你，我俾埋條命你好唔好？！」打工仔的命，高層不稀罕。立法選舉時，上司想要拍一些有塗鴉的選舉海報，著郭仔走勻香港大街小巷尋找。當時某保險推出健康程式，客戶五天內走三萬多步就可贏得咖啡一杯，郭仔走了兩天半就達標。結果上司嫌畫面不穩定，郭仔大叫無奈：「本身我已經行得多路，佢要我用單反影，單反配嘅腳架好重，點拎啊。」

去年大裁員後，這些器材大部份都要員工自費購買。一旦買了相機，腳架、鏡頭之類的其他配套就少不了。早期的相機有的只可拍照，拍片操作上不理想，例如是影片檔案過大，用作拍片的相機統統都要重新購置。除了拍攝，攝影記者還要把相片影片傳回公司，人工較高的則被要求自行承擔流動數據使費。

拍片多年從未有滿意作品　壹傳媒管理浪費人才

記者不識趣地問道，做了那麼久，大概總有些得意之作？郭仔聽到問題仰天一笑：「哈，講『得意之作』都幾奢侈」，他先是按下一肚子氣，說道：「我講個笑話俾你聽啊。」

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在九龍塘抽了三支煙之後，決定回頭，向社會揭發中共政權的惡行。討論報導構思時，上司決意用第一身的主觀鏡頭拍攝短片。郭仔解釋道，用主觀鏡頭需要大量資訊，例如是抽煙具體是在什麼時間、走哪一條路線去找何俊仁、發覺後面有人跟蹤又是怎樣的反應等等，他跟編輯反映了這個需要，對方只是敷衍了事便散水。

翌日，只有兩個攝影同事硬著頭皮拍攝。影片拍了回來，主管自然不滿意。郭仔諷刺道：「好多時唔係唔想俾啲有 quality 嘅嘢你啊，而係你掘咗個咁大嘅坑，我幫你填平已經偷笑啦。」「我同啲做影片製作的朋友食飯講返件事，笑到大家攤喺度，『乜噏嗰個唔使去跟咖咩？無 information 就去，呢啲算係做咩啫』。」

笑話說到這裡，他重新認真起來，「好老實講，我從來都無一條片睇得順眼。作為一個有良知、有認真讀過攝影、自問對電影有研究嘅人，如果覺得啲片係好，我同啲建制派嗰啲契弟有咩分別啫？」說罷他氣得啪一聲把電話摔在桌上。

「或者，呢個就係我俾人炒嘅原因啦。」郭仔嘆息道：「打黎智英工，就無諗過做到退休。」郭仔道出他視之為常識的壹傳媒經營模式：「只要覺得你江郎才盡，就會炒。之前做咗幾多嘢，公司都出咗糧俾你，無血緣關係。」郭仔形容壹傳媒是右翼，「尤其係勞工方面，依家呢種做法係合乎公司人格。」

嘴上說來是一筆清楚帳，細聽之下，又似乎不只這些。「留得低嘅，總有過人之處。應該珍惜嗰啲人，佢哋係資產唔係負累。點解今時今日仲要用最浪費嘅管理方法呢……」

他拿起還未摔壞的手機，滑著屏幕瀏覽網頁說：「依家好多資訊，樣樣免費，其實點會係免費啊。」

原文出處：「打黎智英工，就無諗過做到退休」 壹週刊攝影記者十年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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