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個導演，而旁邊的他負責攝影。這樣的描述卻又有點不太準確，李敏聰和王億峰現時一起拍紀錄片，拍攝的時候都是輪流執導。而這兩個職銜，正是他們在演藝學院畢業時的主修學系。真正成為紀錄片導演，不是他們數年前入讀演藝學院時的「計劃」；到了現時畢業後可一直拍紀錄片的狀態，也是想也沒想過的事。

（此為年輕紀錄片導演系列之三）

記者：歐陽翠詩／香港01

在演藝學院那幾年，對於李敏聰和王億峰來說是迷失的，不想跟着電影工業的規則去玩遊戲，卻又好像看不見其他出路。直到他們遇上一個音樂系的學生，會不斷反思什麼是音樂、為何要作曲、什麼是傳統粵劇這些問題。他們也發現了作為一個藝術學生應該要有的特質，關心社會之餘，也常常思考他們的專業到底是什麼。

二人決定在畢業作品中，以這位音樂系學生為主角，拍攝一部紀錄片表達對學院制度的不滿，也希望喚醒其他同學，不要只默默地被培訓成電影工業的一顆螺絲釘。他們坦言同學看到作品後沒有什麼回應，也有不少同學進入了電影工業。現時，他們仍覺得作為一所藝術院校，那四年來，學校沒有為他們帶來什麼。

・李敏聰（左）和王億峰現時合租一個天台屋工作室剪片，卻笑言冬冷夏熱，甚少時間留在屋內。（鄧倩螢／香港01）

藝術學校延續填鴨式教育

在學院中，二人一直不是主流。王億峰形容自己來到校園時，仍是一張白紙。他甚少看電影，也不太認識電影人所認知的電影，只是喜歡拍一些記錄形式的影片。李敏聰則明言，當初拍紀錄片，是因為不想拍劇情片。

在他們記憶中，那幾年就一直營營役役地被訓練為一個可以畢業後就馬上去拍電影的人，天天忙着完成各種拍攝習作、掌握拍攝的技巧，影片應表達怎樣的情感或是人文關懷，卻不被在乎。「訓練出來的是一個勞工，完全是一個工業的勞工生產者。其實演藝不應該叫學院，不應該叫大學，它只是一個工業學校，不是一個藝術學校。他們只是訓練那些技巧，即使是要學生思考，也只是技術層面。」李敏聰這樣說。

他的主修是導演，他說，課程會教你如何不超時拍完所有需要的鏡頭，如何在有限的時間資源下把片拍出來。「讀了12年填鴨式教育，到頭來去到藝術學校仍是填鴨式去教工業的東西，讓你馬上可以成為制度的齒輪。讀電影基本上周一至日也是在拍片，有很多功課要做，時間心力都放在production上，工業學校裏所有事情也要做足，casting、劇本、後期要做足，空餘時間也只是看電影，也是為了純粹技術層面上的欣賞，如何可以把故事呈現得這麼好。」

・王億峰指自己一直喜歡拍攝紀錄型的影片，開始拍紀錄片後跟着他們的主角到處去。（受訪者提供/李敏聰攝）

王億峰也感覺到學校雖然說提供很大的空間給他們創作，事實上卻並非如此。在三、四年級時，很多功課是按主修專業去做相應的角色。「我們可以自訂題目，但當時會覺得自己擔任攝影的角色，和故事不是很有關係，並沒有做得很好。當時更只是覺得自己要交功課，起初以為是能力問題，不明白自己在拍什麼，也未能跟故事建立聯繫。我知道應該用影像來說故事，卻又不知道攝影上如何實際幫助到。」

這種分工式訓練模式令他們難以找到自己的位置，也源於學院的課程制度。電影電視學院把主修專業分為六個，包括製作管理、編劇、導演、攝影 / 燈光、剪接和音響。在課程的首年，同學需修讀所有六科專修課程；第二年選修其中三科；第三年修讀其中兩科；到最後一年，則集中為一科主修。制度的確讓他們明白到每個崗位的責任，但對於什麼是好的電影創作，如何感動別人，如何呈現故事去深入探討社會議題，如何帶出人文關懷的部分，他們覺得學院都忽視了。

當他們遇上作曲系學生甘聖希後，發覺大家是同路人。同在演藝學院，他們看到藝術學生應有的特質，不應只是盲目地創作音樂，或者只是從技術層面了解音樂這回事，只懂得奏出那些音符。他們選擇以甘聖希為主角，拍攝了一部名為《論為學》的紀錄片作為畢業作品，不只是要表達對學校教學模式的不滿，亦想令更多同學看到藝術學生應有的樣子。

・在二人畢業作中的作曲系學生甘聖希會從各方面去探討自己的專業，甚至提出質疑。（受訪者提供）

學院的訓練一直是以劇情片為主，紀錄片訓練只佔二年級一年的時間，李敏聰說，學校一直都不鼓勵學生拍紀錄片作為畢業作品，而學校教授紀錄片課的時候，也是外聘講師為主。

王億峰說，演藝學院看重劇情片的訓練，「拍紀錄片卻可以透過一些我看到的事，再加上我反饋的想法，表達到自己，同時拍紀錄片是一個了解世界的方式。」學院的訓練不如自己所想，他在二年級時，申請了「Gap Year」 （空檔年），給自己重新思考的空間。只是，他回來後，還是覺得自己很不認同院校制度。

二人不約而同地說，很多願意接受遊戲規則去玩的同學，不覺得學院制度有什麼問題。有一些「潛規則」，讓人感覺到學院其實不重視同學的想法，也不接納多元性。「一有什麼和老師的做法不同，或是不合他們口味的意念，他們會說『市場上未必會有人接受』、『沒有人看得懂』，令同學跟學院的方向去做。」王億峰解釋，若同學沒有很強大的理念支撐，很容易跟從院校那一套。

・從畢業作品就決定要拍紀錄片的二人，之後一直跟着他們的主角繼續拍攝。（受訪者提供/李敏聰攝）

畢業作多是「寫實主義風格」

李敏聰說，很多師兄或是學生都會笑自己的畢業作品有着一種「APA寫實主義風格」。每年的畢業作品中，總會有兩、三套的題材都是相同的，涉及公屋、親情、家庭倫理都是最受老師歡迎的。「學生會去猜測老師的心意，但題材可能是自己根本不想拍，或是沒興趣的。」

他憶起，自己有個比較深刻的體會。有個同班同學總會拍一些青澀愛情片，拍那些沒有複雜情節的中學愛情，有人笑他拍的作品太簡單，不用思考，但他覺得那是他的風格。「到了要拍畢業作品時，他又落入那種APA寫實風格，去拍那些社會議題，卻又沒有深入探討問題。但他畢業後參加港台新導演計劃，拍的也是他喜歡的青澀愛情片，他說故事的技巧、鏡頭也比畢業作品出色得多。」

王億峰說，畢業作品拍什麼是會影響畢業生的出路，「因為你一出來的portfolio就是畢業作品，我當時會想將來會不會以拍紀錄片為主。在香港拍紀錄片如何生存，我是完全沒有想像的。當時未畢業，我覺得讀攝影 / 燈光，進入電影工業，就會做我們稱呼作『電影打燈的電工』的崗位（扛着大燈架在片場忙打燈），沒想過可以脫離這種生活方式去生活，因為大家都這樣做。」

在他們的畢業作品中，甘聖希說完成畢業演出後，放下以前那種要帶着目的去聽音樂的心，想去聽各種音樂，並發現自己原來真的很喜歡音樂。李敏聰卻說，現時不會再瘋狂看電影，甚至不那麼喜歡看電影。

・甘聖希的畢業演出融合了東西音樂，演出後他重新享受音樂。（受訪者提供）

經過了多重質疑的四年後，他們的畢業作品《論為學》得到香港紀錄片種子基金資助計劃（2017-18）的12萬元製作經費資助，二人在畢業後仍繼續拍攝甘聖希，並開展拍紀錄片為主的生涯，間中會接其他拍攝工作。王億峰說，讀書時並不認同APA的所有制度和教學，但現在至少認同在技術層面上，可以令他餬口，支持到生活，才有空間做想做的事。

問到APA這四年為他帶來了什麼，李敏聰的答案就是如此簡單：「甘聖希。」他們的畢業作品也是「平地映社」第三屆平地學生電影節本地入圍作品。映社的成員多是電影學院出身，來自不同院校，成員接受《映畫手民》訪問時曾說到，他們於2015年開始辦映社和電影節，是想提供平台，讓熱中創作的新人可以以純淨的心繼續創作下去，也讓作品有展出和面對觀眾的機會。

他們提到在電影學院的經驗，指不少學生本來有愛好拍攝電影的心，但畢業後為生活無奈地到不同的創意行業工作，如拍攝廣告或如廣告般的微電影，或是進入電影工業，只好收起學生時代的個人風格，成為工業的勞工。面對商業化和建制下的電影業，他們抱着跟李敏聰和王億峰相似的不滿。

李敏聰和王億峰在學院培訓後，選擇了在主流電影工業外，繼續拍攝紀錄片。在這個紀錄片於電影培訓制度及工業中仍被忽視的世代，又有多少個李敏聰和王億峰？

・演藝學院高級講師張玉梅為錄像紀錄片及畢業製作擔任監製導師，直言會選擇拍紀錄片的學生不多。（受訪者提供）

畢業作拍紀錄片「一隻手數得完」

為錄像紀錄片及畢業製作擔任監製導師的演藝學院高級講師張玉梅指，二年級時學生會參與上下學期各一個紀實製作實踐課，加上一個紀錄片概念的課程，一方面有技術上及拍攝紀錄片的練習，另一方面是美學上或是社會性方面的學習，令他們知道紀錄片有不同種類及風格。畢業作品選擇拍紀錄片或劇情片，還是由學生選擇。

「最初想學生透過拍攝紀錄片的過程，接觸平時生活上沒有機會接觸的人和事，這是核心的元素。我們發覺真的需要掌握基本的技巧，才可應用到這些技術。他們有很大的空間去應用。」她說，課程教他們如何和別人交談、做訪問、如何觀察環境；如何在拍攝時既反映觀察的事物，同時又有作者的視角存在；如何在即時發生的時刻去拍攝；如何透過剪接把訊息帶給觀眾等。

「我教了很長時間，但想以紀錄片作為畢業作品的同學，一隻手數得完，不多於三個。這是為何我們沒有專門開一個課程只拍紀錄片。」張玉梅已在院校任教約20個年頭，她透露，任教紀錄片的部分也曾被質疑應否列入課程。「在香港，很多時會看畢業生的出路才決定課程有沒有存在價值，面對外面的評估，也會有人質疑。可是我們仍覺得（紀錄片課程）是有用的。」

上文節錄自第126期《香港01》周報（2018年8月27日）《記錄真實的想像》專題中的〈演藝學院畢業生：院校訓練側重劇情片〉

文章授權轉載自《香港01》，原文刊於「01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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